一个美国免疫PhD在工作机会中的割舍与坚持
下个月要搬到旧金山湾区了。
拿了个job offer，作为Sr. RS II去开发一个基于新技术的HIV治愈项目，还会用同样的平台做一些COVID-19疫苗开发的工作。因为CDA不便说太多，但感恩这个offer还是挺慷慨的。
反复犹豫后忍痛割舍了另一个公司的tentative offer，并拒了另外两个很不错的panel interview（终面）。割舍的这个offer我将来估计会后悔，看我微博时间长一些的人不难猜出是哪里（知道就好，就请别留言指出了）。但因为时间冲突并且不愿失信，只好忍痛割舍。
在美国，作为免疫学PhD，一旦有一些工作经验，确实会一直有工业界R&D的工作机会，比如在LinkedIn每天都会收到不少药厂/biotech公司HR发的求聘私信。过去两年，我一共拿了4个东西海岸大药厂（就是一些国人在CH上所谓“大厂”）的研发科学家的panel interview，最后拿了2个tentative offer，都没有接，因为都是肿瘤免疫的。虽然确实钱更多公司更有名，但我的原则一直是只要还能做HIV，就接着做HIV。因为我总觉得有一天会不得不离开HIV这个领域，既然现在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就再坚持一段时间。
经常自嘲，我这些年因为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工作，活成了没有感染HIV、却过得比很多HIV患者还苦恼。相比免疫，美国目前HIV经费极少，文章难发，现在整个领域都没有什么实验室能培养faculty，而且鲜有工业界工作；但我居然还能在这个领域一直坚持着，所以说这已经是缘分了得，不能再强求更多了。
最近看了Hulu关于WeWork的纪录片，里面讲很多年轻人不在乎工作钱多钱少，而希望能寻找到自己的calling（使命）。我庆幸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有calling，让我只会焦虑但从不迷茫，这点真应该知足和感恩。
从十年前我开始用微博起我就经常说，我的研究兴趣不是揭示生命现象的机理，而是开发治疗以逆转感染。所以PhD毕业之后，我从没想在生物学术界停留过久；能让我接触临床试验的生物制药界才是归宿。其实一旦看到临床试验数据（疗效和安全性），很多生物PhD会立刻意识到之前很多发表的生物科研论文只有现实利益但毫无医学意义。
所以我很感激过去五年能在哈佛和NIH等机构作为trainee用恒河猴模型进行了HIV治愈的小分子（GS-9620）和大分子（Vedolizumab和N-803）的开发；并在第一个工业界工作参与了一个重要的旨在治愈HIV的细胞治疗IND-Enabling研究，并有幸看到这个first-in-class治疗方法IND被FDA通过，进入了临床试验（NCT04648046），变成first-in-human。
整整五年前，我写了篇文章，讲我当时的“痛苦”抉择，文章见下图。
现在回顾这篇文章，还依然十分感慨。因为当时如果做了另一个选择，现在应该会很可能还会在那个岗位上，安心地在象牙塔读圣贤书；但我当时做了一个随心的选择，这个选择让我这些年一直跌宕起伏。但另一方面，过去五年，HIV治愈研究带我从南方，搬到东海岸的两个大城市，再搬西海岸到北加。让我可以生活在我最喜欢的两个美国城市downtown，华盛顿DC和旧金山；她们分别是我第一次和第二次来美国访问的地方。
我一直不顾风险、后果和他人judge，随着自己的直觉、兴趣和职业理想自由放飞；虽然这么选择时常会有风险和危机，但我觉得这样生活很有挑战和意义。所以不知道五年以后，再看现在这篇文章中所作出的选择，会作何感想。
最后，特别感谢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了极大帮助的好友。感谢很多生物制药同行的信息分享、指正和讨论；更感谢在微博上、微信公众号里一直默默关注我的朋友。
编辑：Henry；微信号：healsan
（弥补专业之外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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